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未必不可以视为关于社会与人生主题的一系列命题。

根据此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金额为2.4万元，同比增加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为6.3%，仍保持较快增速。消费金融作为新兴业态，在中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层面，催收流程和惩罚措施尚有待明确，局部市场已经出现消费贷款不良率攀升的现象，虽然目前不良率还相对较低，但是这一趋势值得关注和警惕。

消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社会消费观念的转变，这将为消费金融的发展提供巨大支持和促进。（图2）可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升了社会消费能力，也驱动着消费金融规模的日益扩大。2009年7月，为了促进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规范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行为，中国银监会颁布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开始试点运行消费金融公司。第三，电商系消费金融公司未来可能利用互联网活动中的边际效用递增规律来优化个人金融服务模式，使资金融通的时间、空间和数量边界得以扩展，不断扩展消费金融的业务范围。一.当前中国的消费金融为什么吸引着各路资本竞相参与角逐？ 从金融特性分析，消费金融（ConsumerFinance）是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各个阶层的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一种金融服务方式，其中与普惠金融相关的消费金融，则主要服务于中低收入个人或家庭，例如在校生、蓝领、农村户籍人口等群体。

图8中国消费贷款不良率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四.放眼中国消费金融的未来 伴随网络金融时代的到来，金融综合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各类消费金融供给主体都在积极加快推动业务方式转变，以争夺日益庞大的消费金融市场。韩国当时信用卡资产组合投资产生的巨额利润驱使银行通过放宽信贷审核标准扩大市场占有率，忽视了消费信贷的风险把控。五、应对潜在跨境金融风险 面对上述潜在跨境金融风险，我国政府与企业当如何处理？首要的是在宏观层次上充分发挥我国相对强得多的经济规划等专业技能，帮助东道国制定、实施更合理更可行的经济与投资发展计划，特别是要说服东道国充分认识到国内配套资源对吸引外资成败的关键意义，根据其国内配套资源确定合理的招徕投资规划。

潜在跨境金融风险存在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③]八十年弹指一挥间，希提描述的情况并无根本改观。[④]在1990年代新兴市场投资热潮中，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东亚）借贷项目背后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而且自恃有能力以集体撤资要挟东道国政府承诺担保，即使发生危机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为其解套，他们普遍满足于借款国的表面繁荣而没有对这些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最后，他们的放贷狂热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而告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方面的潜在风险及其防范不可低估。

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贸易版图上，阿拉伯诸国所占份额有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数据，2016年，中国实际GDP占全球17.8%，中东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计占7.6%，其中中东北非占6.7%。在东道国方面，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投资已经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可忽视某些贸易伙伴政府的投资和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狂热程度： 有的贸易伙伴政府曾制定规模极为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设计投资规模相当于其GDP的250倍之多，且将投资资金来源全部寄望于中国投资。

[④]【英】安东尼·桑普森：《金融巨子》，第1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前言： 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2017年第15期（6月26日出版），基本上完整刊发。倘若海外中资基础设施项目利润汇回受阻持续时间长、涉及金额较大，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这已经构成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⑤]有可能危及母公司整体安全，甚至对母国市场产生可观冲击。发展中东道国多数面临外汇缺口压力，且将因美联储等西方中央银行加息、缩表而加剧，中国企业在这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否如期如数汇回利润，不确定性较高。

2006年2月，香港信用卡防盗系统有限公司的马达加斯加9000亿美元油田事件在市场上引起了巨大震动。特别是可以考虑通过金融创新，以合理的形式集合小额股权资本进入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开辟便利的转让和退出通道，从而兼顾小额投资者分享发展机会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适度降低债务风险两个目标。同时，许多东道国对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如电价、水价、铁路票价、公路收费等）实施程度不等的管制，如何确保对方政府有关部门不给中方投资者拟定注定亏损的低价，也关系到整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最终是成为现金牛般优质资产，还是亏损累累的烫手山芋。总结蚕食式征用各类具体行为，可以将其定义为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并未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和政策改变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或实际上被取消，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计算结果发现从2004年至2016年，中国上述指标从16%上升至30%，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提高近一倍： 2004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8.2768元人民币，[①]潜在海外风险资产（3105亿美元）折算合25699亿元，占当年中国GDP（160714亿元）的16%。作为国际投资净头寸逐年递增的净债权国，我们的跨境金融风险越来越多地主要来自境外资产遇险而不是对外偿付危机。

其次，我们要在国内遏制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和企业的过度狂热与潜在道德风险，在制定实施对外经贸发展规划坚持市场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议语），从而避免违反市场原则、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主张凌驾于冷峻思考之上，以至于过多投资投向缺乏商业可行性的地方与领域。一旦发生问题，你或许已被调离他处，银行董事长也或许已经退休。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西北小省区无视本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阿拉伯国家基本没有互补性，无视本地对阿经贸没有任何区位优势而只有区位劣势，无视本地数十上百年来对外贸易90%以上是对东亚经济体，无视阿拉伯对华贸易90%左右是在东部省市，把对阿经贸作为外经贸发展战略中心而竭力推广，……如是劳心劳力数年，耗费公帑投入可观，对阿年贸易额也不过1亿多美元，占当地外贸额不足4%，却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建设了四五个园区（全国投资建设境外园区总数不过77个），……这般规划，其成败利钝，实不宜盲目乐观。作为一个整体，阿拉伯国家当然是我国不可忽视的重要贸易伙伴，但不等于它对我国所有地区都是重要的大贸易伙伴。（初稿2017.6.5，修订2017.6.7，三稿2017.6.9，四稿2017.6.18，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6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而当时西方各商业银行之所以如此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是各银行贷款官员权限太大，为赢得高额薪酬和晋升机会而采取进取型战略。二、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的宏观层次 根据历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整理计算，从2004年末到2016年末，中国海外资产从9291亿美元上升至64666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从2764亿美元上升至18005亿美元，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从3105亿美元上升至33688亿美元。倘若我们不能清醒认识并及时防范，重蹈上述西方贷款人覆辙并不是不可能的。

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1970年代西方各商业银行竞相对发展中国家贷款。不仅如此，作为外国投资者，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基础设施项目面临以可兑换货币（人民币或美元、欧元、日元等西方货币）汇回利润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基础设施项目面向国内市场销售其服务，不能直接产生外汇收入。

另一方面要做好相关项目的资产负债结构管理。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境金融风险 。

[⑤]蚕食式征用又称间接征用，本意系指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合同中事先约定，外国投资者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比例分期将其股份逐步转让给东道国政府或国民，使东道国方所持股份达到51%以上，甚至100%。[③]【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第三章贝杜因人的生活，第24页，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有的国家在制定对华经贸合作计划时，不断塞进自己希望的项目，却完全不考虑经贸合作应当互利、不考虑这些项目对中国有何利益。2016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423元人民币（引自《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潜在海外风险资产（33688亿美元）折算合223766亿元，占当年中国GDP（744127亿元）的30%。2007年，上市公司杭萧钢构（600477）陷入安哥拉巨额合同疑云。在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市场上，东道国和国内投资者、贷款人过度乐观的预期、不切实际的投资大跃进计划、道德风险、……都会推动潜在风险日积月累。

数年之前的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多家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先后引发市场风声鹤唳，直接起因也是其国际业务遇险。后来其内涵逐步丰富、发展，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蚕食式征用具体指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进出口原材料，等等。

一位贷款官员追忆往事时曾说：在偿债前能有个较长的付款宽限期为条件，从而签订一笔贷款合约，总会使人跃跃欲试。在宏观层次，这一风险产生于大规模海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贷款）进程之中。

早在1930年代，在其《阿拉伯通史》中，美籍黎巴嫩裔历史学家菲利蒲·希提就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列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再到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俄罗斯贬值卢布、停止国债交易而几乎倒台，并把整个华尔街拖向全局性震荡边缘。

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彻底扭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整个东道国市场转瞬之间便从原本较好的稳定均衡崩塌到较差的均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跨境传染的连锁反应也由此触发。中国希望与更多贸易伙伴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发展机会，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成为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力推的头号经贸合作重点，这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考虑到储备资产基本上属于低风险资产，本文将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视为潜在海外风险资产，以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对GDP比例衡量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在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我国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企业过于急切想要搭上国家对外经贸发展计划的快车，过于急切地希望设计策划出尽可能貌似宏大的项目以获取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有的部门过度强调一些违反市场原则、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主张，也有可能导致过多投资投向缺乏商业可行性的地方与领域，从而制造出本来可以避免的潜在跨境金融风险。

到1980年代墨西哥债务违约在华尔街投下原子弹，进而引爆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撼动西方金融市场的债务危机。[⑤]蚕食式征用又称间接征用，本意系指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合同中事先约定，外国投资者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比例分期将其股份逐步转让给东道国政府或国民，使东道国方所持股份达到51%以上，甚至100%。

…… 显然，如果我们不充分发挥我国自己相对强得多的经济规划等专业技能，而是在友谊、战略之类旗号下百依百顺，单纯迁就东道国的要求主张，在这样的东道国，项目几乎可以肯定最终将陷入危机。同时，许多东道国对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如电价、水价、铁路票价、公路收费等）实施程度不等的管制，如何确保对方政府有关部门不给中方投资者拟定注定亏损的低价，也关系到整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最终是成为现金牛般优质资产，还是亏损累累的烫手山芋。

一位贷款官员追忆往事时曾说：在偿债前能有个较长的付款宽限期为条件，从而签订一笔贷款合约，总会使人跃跃欲试。2017.7.5 潜在金融风险及其化解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作为多年来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外贸大国和快速成长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作为2016年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前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上此前几年的债务快速积累，同样也在于境外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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